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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稿在中國由來已久，類型和流派也越來越多。借助通稿，既能保證在重大事件上統(tǒng)一文本和口徑，又能為相關媒體提供新聞背景、主要新聞事實以及初步的新聞價值判斷。在具有專業(yè)精神的記者眼中，通稿可以成為深入挖掘新聞的起點和途徑，在同源信息的前提下采寫與眾不同的獨家新聞。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并非所有媒體都能到達或者及時到達新聞現場從事新聞采訪報道工作，通訊社和新聞發(fā)布單位采寫提供的通稿能為需要的媒體帶來極大的便利。在許多重大新聞事件采訪和報道中，通稿較好地起到了統(tǒng)一口徑、引導輿論的作用。

　　但是，嚴格說來，通稿是不符合新聞專業(yè)主義的要求的。由于通稿發(fā)布單位成分不一，水平也參差不齊，使得通稿的質量得不到保證。而且，通稿的存在，使得媒體及其從業(yè)人員很容易就放棄新聞客觀性和真實性的追求。而當媒體及其從業(yè)人員越來越濫用通稿時，對受眾、媒體從業(yè)人員、媒體、新聞業(yè)都將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說，“通稿”已經成為記者采訪需要突破的“重圍”。走出“通稿”之“困”，是記者隊伍建設遇到的新問題，也是記者在個人成長中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尤其是新媒體的不斷出現，對傳統(tǒng)媒體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也對傳統(tǒng)媒體及其從業(yè)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以新聞專業(yè)主義嚴格要求媒體和從業(yè)人員，不斷提升新聞職業(yè)操守和采訪水平，才能在愈加激烈的新聞競爭中站穩(wěn)腳跟。

　　對于通稿及其負面影響，前人有少量的研究，主要是從記者職業(yè)道德和新聞報道的角度論述，有人認為這將削弱新聞媒體的特性作用，使新聞價值觀念受到沖擊。也有人從媒體從業(yè)者的角度出發(fā)，認為濫用通稿作為一種“職業(yè)陋習”，發(fā)展下去不利于年輕人成才，不利于提高報紙的輿論引導水平。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范以錦教授認為“層層發(fā)布通稿與新聞發(fā)言人制度的初衷相悖；長期使用通稿，還會造成記者的惰性和媒體本身權威性和可信度的受損。”本文將以新聞專業(yè)主義的視野，從媒體、記者、受眾的不用角度出發(fā)，分析通稿本身的不合理性，探討媒體及其從業(yè)者濫用通稿的原因和負面影響，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一、新聞專業(yè)主義的解讀

　　西方的新聞專業(yè)主義是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后發(fā)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信念，它的目標是服務于全體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團體。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新聞客觀性的信念，相信可以從非黨派的、非團體的立場準確報道新聞事實。其最高理想是傳播真實、真相或真理。

　　新聞專業(yè)主義在上個世紀后期傳入中國，經過幾代新聞人的實踐，如今已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架構。雖然目前還有“中國是否存在新聞專業(yè)主義” 的爭論，但這些年中國新聞界的許多做法都與專業(yè)主義的要求相吻合，其中包括反對“假、大、空”，以事實說話；強調貼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務性；反對“有償新聞”，提倡新聞業(yè)的職業(yè)倫理；呼喚“輿論監(jiān)督”以及內容采編和媒體經營的分類管理等。也涌現了一批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新聞專業(yè)主義精神和理念的媒體、欄目，如《財經》雜志、《南方周末》等。

　　西方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客觀新聞學和媒介及其從業(yè)者的獨立地位和獨特作用。有人總結了中國特色新聞專業(yè)主義正在形成的共享理念，包括媒體的社會角色、新聞工作的基本性質、新聞從業(yè)者的社會責任和身份認同、新聞實踐的行業(yè)規(guī)范和評判標準等。筆者認為，這里所指的中國特色，從媒體的社會角色來說，既是社會公器，又是黨政機構的組成部分，新聞工作除了與西方相同的公共服務職能外，有時候還要承擔教育和啟蒙的作用，而新聞從業(yè)者堅持新聞專業(yè)主義既有中國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的濟世情懷，又要考慮自己宣傳工作者的身份。

　　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之所以越來越多被學者、媒體及其從業(yè)者重視，既有理念本身的合理性，也是由于中國新聞事業(y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的問題。李良榮教授認為“脫離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市場化報紙，就有可能陷人黃色報紙的泥潭。必須高舉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大旗，弘場新聞理念的主旋律。如果不講專業(yè)主義，中國新聞真的沒有希望，這是我們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

　　二、相當多的通稿存在不合理性

　　當前國內通稿來源主要有新華社通稿、各級政府部門通稿和公司企業(yè)通稿。其中新華社主要擔負著黨和人民的喉舌、國家通訊社、消息總匯和世界性通訊社的職能。在許多重大新聞事件、領導人活動和講話、國家政策等報道中，新華社編發(fā)的通稿具有統(tǒng)一口徑、統(tǒng)一內容和統(tǒng)一形式的權威作用。而且，新華社具有絕大多數媒體無法比擬的采訪報道優(yōu)勢，新華社通稿能夠為這些媒體提供及時、必要、權威的新聞服務。

　　在某些重大新聞事件中，新聞發(fā)生地政府也會發(fā)布相應的新聞通稿，有些通稿能夠及時幫助媒體和群眾了解新聞事件的真相。如在2009年6月5日發(fā)生的成都公交車燃燒事件中，成都市委宣傳部及時發(fā)布新聞通稿，提供了“起火后車門未能打開”、“死亡25人，70多人受傷”等極具新聞價值的材料。但是也有不少政府為了所謂的“政府形象”，杜撰與事實并不相符的通稿，試圖掩蓋事件真相，如2010年6月1日發(fā)生的鄭州南劉莊拆遷血案中，當地政府通稿中將事實完全顛倒，將責任完全推給了無奈殺人的被拆遷群眾，幸好有富有良知和專業(yè)精神的媒體，才得以還原事件真相。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許多企事業(yè)單位也開始提供通稿。與新華社和政府部門的通稿相比，企事業(yè)單位提供的通稿缺乏權威性和嚴肅性，采寫水平也參差不齊。有人總結了企業(yè)通稿的四大弊?。簝热菘辗?、廣告味濃、媚上欺下、不講時效。顯然，這樣的通稿是不合新聞的要求的，尤其是企事業(yè)單位向媒體提供通稿的目的就是統(tǒng)一口徑，擴大影響和提升形象，其真實性和可靠性難以保證。

　　西方新聞專業(yè)主義最主要的特征是媒體作為中立的把關人和客觀的反映者。當然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新聞理念，但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反映真實，中國媒體及其從業(yè)者也應該堅守。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但是某些通稿使媒體獨立、客觀、真實地進行采訪調查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首先，媒體受制于通稿發(fā)布單位的權力威懾。有些政府部門違背中央精神和人民意志，做了見不得人的事，還要掩蓋事實真相，并通過權力的干預向他們能控制的媒體發(fā)通稿，這樣的事屢見不鮮。其次，媒體受到通稿提供單位的利益干擾，企業(yè)和社會團體提供的通稿多少有“關系稿”或者公關新聞的成分。所謂公關新聞，董天策教授認為“就是關于社會組織新近開展的公關活動的報道。”既然是社會組織的公關活動，難免會帶來利益干擾，有時候甚至會與“有償新聞”聯系在一起。公關新聞與一般新聞具有質的區(qū)別，它是人為策劃的新聞事件的報道，是“為了特定的宣傳目的而制造的一種現象”也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宣傳性現象”，由于是人為策劃的“宣傳性事件”，甚至是有償新聞，媒體如果拿來就用，不但無法保持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甚至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利益的泥坑。

　　從新聞信源的角度來說，媒體在報道時應該采用多方信源，讓不同的意見都有表達的機會，在“觀點的自由市場”中達到平衡和公正。但是，通稿往往是發(fā)布單位的一家之言，難以還原新聞事件的真實面目，采用這種通稿會直接影響媒體報道的平衡與公正。有學者認為，新聞來源是經常對組織以及傳播流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參考團體”，這些團體所提供之“公共資訊”經常因其組織有所偏頗而企圖影響新聞記者采信。新聞來源心懷目的地把“事實”“喂給新聞界”，以期影響甚至控制新聞報道。在2009年5月發(fā)生的“鄧玉嬌事件”中，湖北省巴東縣公安局的通稿就巧妙地使用措辭，篡改細節(jié)，如將“按倒在沙發(fā)上”改為“推坐”，“特殊服務”改為“異性洗浴服務”，“修腳刀”改為“水果刀”，企圖混淆輿論視聽。而在事件后期，巴東縣官方要求前往采訪的記者以政府官方網站—— 長江巴東網發(fā)布的消息為準。

　　在發(fā)布通稿之前，通稿提供單位已經先于媒體扮演了“把關人”的角色，對媒體和公眾進行了議程設置。把關者掌控了新聞話語權后如果有意掩蓋事實真相，帶有自身的價值判斷對新聞信息進行取舍，就不能代表公眾訴求。而互聯網等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普通公眾有了尋找訊息的途徑和表達意見的渠道，鄧玉嬌事件、鄭州拆遷血案就通過網絡的傳播，引起了網民的極大關注。

　　三、濫用通稿的表現及負面影響

　　按照正常的編輯流程，記者在收到通稿后，應該結合媒體的需要和自身的價值判斷，在通稿中選取相關的材料進行深入挖掘采訪，形成新的新聞稿件。但是，不少媒體及從業(yè)者會選擇直接刊發(fā)通稿，這在機關媒體中比較普遍。還有不少記者根本不進行深入的采訪調查，只是在通稿的基礎上，憑主觀臆斷進行添加、修改、編輯，既不管改動的是否合理，也不對有關問題進行核實。調查表明，很多采編人員在引用其他媒體報道時仍然不注明出處，或不經采訪與核實而直接采用被采訪單位準備的稿件，而直接采用被采訪單位準備的稿件與新聞來源有一定的關系。

　　正如前文所述，某些通稿可能被不良行為所操縱，因此這類通稿無論是編發(fā)過程，還是就通稿本身而言，都有可能與新聞規(guī)律、新聞專業(yè)主義的理念相悖。而當媒體及其從業(yè)者放棄了自己的職業(yè)操守，過度依賴甚至濫用這個本身就不專業(yè)的事物時，對記者、媒體以及受眾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更加嚴重。

　　(一)記者：職業(yè)操守的毀滅和實踐能力的下降

　　西方新聞專業(yè)主義認為記者“是社會的觀察者，事實的報道者，以實證科學的理性標準評判事實的真?zhèn)?，服從于事實這一最高權威，采納的基準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受制于在上述原則之上的專業(yè)規(guī)范，接受專業(yè)社區(qū)的自律。”在中國頗有影響力的電視節(jié)目《新聞調查》對記者的要求是：質疑的精神、平衡的精神、平等的視角和平靜的心態(tài)。

　　記者濫用通稿，對自己“社會的觀察者，事實的報道者”的身份是直接的否定。失去了質疑和平衡的精神，自然難以對事物作出理性、準確的判斷，新聞報道的專業(yè)性也就無從談起。由于通稿有可能被某些“把關者”掌握，記者一味依賴通稿，很容易就被這些人利用，成為他們個人訴求的“傳聲筒”或掩蓋新聞真相的“幫兇”。此外，不少通稿是事先擬就(這種情況在會議報道中尤其普遍)，程式化嚴重，基本功能就是告知記者“什么時間，在哪兒，開了什么會議，有哪些重要領導參加……”。記者只是根據通稿簡單編輯即可，根本沒有多少自己的思考。而新聞事件的發(fā)展變化一旦超出預期，通稿也就無法真實反映新聞事件的發(fā)展變化，例如某位領導因故未能參加會議、某項政策并未實施，現場發(fā)生了什么等，報道出現硬傷的同時，記者也有可能遭到同行以及受眾的笑話。

　　當記者嘗到了不用寫稿也能發(fā)稿的甜頭并形成習慣后，惰性和投機取巧的心理日漸滋長，導致浮夸和不深入實際的新聞文風，他們的新聞職業(yè)精神就會出現危機，新聞道德也將缺失。此外，長期依賴通稿的記者必將逐漸喪失自己的風格和特長，其安身立命的寫作能力也終將減弱直至消失。這恐將給媒體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二)媒體：難以承擔社會責任，難有市場競爭力

　　現代社會責任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很強的公共性，因而媒介機構必須對社會和公眾承擔和履行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媒介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應該符合真實性、正確性、客觀性、公正性等專業(yè)標準。西方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公共服務”理念也要求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的時候要履行“社會公器”的職責。媒體濫用通稿的做法違背了真實性、正確性、客觀性和公共性等專業(yè)標準，談何承擔責任和義務？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曝光山西疫苗事件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第二天，新華社采訪了涉及此事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及其主管部門山西省衛(wèi)生廳和部分專家以及一名被懷疑注射了“高溫暴露疫苗”患兒的家屬，經過簡單的訪談，發(fā)布《還原真相——新華社記者關于“山西疫苗事件”的訪談》，得出 “在所能找到的10人中，只有1人被鑒定為疫苗接種異常反應，但接種的是一類疫苗，不屬于報道中所說的所謂的‘高溫暴露’期間提供的疫苗。所謂的‘高溫暴露’流感疫苗，檢測結果全部合格。”的結論。但最后“問題疫苗”得到媒體和公眾的證實，再次引起震動。倘若其他媒體和記者沒有質疑和平衡的精神，一味地信任和采用通稿，媒體公信力將受到挑戰(zhàn)。

　　大眾傳媒作為經營組織，要想獲得良好的視聽率并取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應該使自己的產品能夠滿足受眾的相關需求?，F代社會，傳媒機構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而競爭的對象自然是受眾。濫用通稿直接導致新聞同質化，千篇一律的新聞內容和報道風格顯然無法滿足受眾日趨多元的需求，也就無法為媒體帶來競爭力。

　　受眾是媒體最重要的支柱，是其發(fā)揮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基礎。為了吸引受眾的注意，媒體和記者千方百計追求獨家新聞。然而，隨著競爭越來越激烈，獨家新聞會越來越少，在已有的新聞信息上做文章才是正道。所謂內容為王、深度為王，就是深入挖掘新聞背后的故事。在“眼球經濟”時代，只有創(chuàng)作出高質量、有特色的新聞作品，才能吸引受眾的注意，讓他們真切地感到媒體的價值，才能增強媒體的凝聚力和競爭力。

　　(三)受眾：被欺騙后選擇逃脫

　　美國學者約翰?菲斯克提出了多樣性的觀點，即媒介文本是開放的，甚至是矛盾的，這樣就使得文本能有多種解釋，正是由于這樣才使得媒介“受大眾歡迎”……這就是媒介文本輸出的強大魅力所在。而媒體濫用通稿的行為，影響了新聞的真實性和多樣性。對于受眾來說，當新聞場以最不自律的方式制造出來的“文化快餐”遮天蔽日地襲來，除了被動地接受，似乎也只能是無能為力了。但是通常，受眾如果“碰”到他們不想要的東西，他們會盡量逃脫。

　　受眾花費時間、精力來收閱媒體的內容，就是為了獲得相關的信息，滿足某些方面的需求。如果他們打開電視、報紙、廣播，得到的全是同質化的新聞，不僅內容，甚至連表達方式、句讀都一樣，還毫無新意，難免會有受欺騙的感覺，對媒體失去信心的他們只有轉向其他的渠道。而在新媒體時代，受眾獲取信息的途徑多種多樣，可以通過網絡媒體、電子郵件、手機短信等各種方式獲得信息。網絡在改變傳統(tǒng)社會金字塔式結構的同時也打破了信息壟斷，“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信息還是傳出去了，不是經由這條路，就是走另一條路出去。”當所有受眾都逃脫后，濫用通稿的媒體就失去了一切。

　　四、記者濫用通稿的原因及解決辦法

　　盡管許多通稿存在不合理性，但是在目前中國現實的媒體環(huán)境下，通稿尚無法完全放棄。媒體及其從業(yè)人員應該正確對待通稿，要明確：通稿可以作為新聞線索和背景材料，但是有了通稿不等于不用采訪了，還是需要通過媒體從業(yè)人員的努力去發(fā)現和表現新聞。正確的對待通稿的做法應該是利用通稿，把它當做新聞線索、評論素材或背景材料，從自己的職業(yè)精神和專業(yè)能力出發(fā)，尋找新的角度，進行深入的挖掘和采訪。

　　對于記者濫用通稿的行為失范，業(yè)界和學界都有許多思考，業(yè)界的總結呈現碎片化特點，主要從媒體的工作特性和記者自身的職業(yè)操守出發(fā)。如《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米博華認為：重大事項的新聞發(fā)布，在很多時候必須統(tǒng)一文本；重大新聞事件報道，在很多情況下，需要統(tǒng)一口徑。還有，報道任務下達往往是今天布置明后天見報，就是火箭速度也騰不出采寫時間。而學界的總結相對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李良榮教授認為有以下原因：新聞傳媒缺乏人力、財力和時間，這決定了新聞傳播媒介只能快速地傳播新聞，粗淺等情況在所難免；避免觸犯受眾中的某一部分人，以及引起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生產不合的種種問題；挑選證據和判斷真實情況的困難；記者在許多領域缺乏專門知識，只能全心全意客觀報道，忠實記錄他人的看法和判斷；記者不會將他們自己的經驗上升到理論框架里去。因此，他們只能對報道中事實的客觀性負責。還有學者認為，現在大眾傳播媒體呈現出集中化、獨占化、系列化的特點，在“利潤極大化”的原則下，一些人用夸大渲染、捕風捉影的手法來“制造”新聞，以情緒化、鼓動性的語氣與字眼來“炒作”公共議題，另一方面從業(yè)者也追求“成本極小化”，因此用簡單、標準化或“互相觀摩”的方式來制作節(jié)目。事實上，媒體從業(yè)人員生存壓力過大導致的職業(yè)精神和職業(yè)道德下降也是他們?yōu)E用通稿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無論是受到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干擾，還是媒體及其從業(yè)者忽視自身社會責任，從新聞專業(yè)主義出發(fā)，記者應該具有以下的思考：1.傳媒的首要任務是及時向公眾傳播真實的信息；2.要區(qū)分新聞與言論，報道要客觀，言論要公正；3.新聞與宣傳有著不同的規(guī)律；4.媒體及其從業(yè)者要肩負起社會責任；5.媒體要有獨立精神。

　　對于新聞業(yè)來說，新聞專業(yè)主義要求新聞業(yè)對外排除政治、社會力量的干涉，樹立自身的權威，對內統(tǒng)一規(guī)范，統(tǒng)一管理，以實現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要求，二者互為條件，互為因果。因此，新聞傳媒自律與他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新聞道德自律，簡單地說就是新聞傳媒領域的傳播者以新聞職業(yè)道德約束自己，規(guī)范自己的職業(yè)行為。但是自律不是單純個人的自我管束，而是指新聞界組織的職業(yè)團體對團體內部成員的管束。而他律，則是指國家司法部門和有關行政部門對這一行業(yè)實施管理。

　　在中國，媒體作為事業(yè)單位，既要接受相關部門的領導(主要是宣傳部門)，又要接受社會的監(jiān)督。而新聞從業(yè)者在組織上受所屬媒體的管理，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又具有相對的自主性。新聞行業(yè)的工作特性決定了強調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必要性。

　　筆者認為，他律與自律的結合必須自律為基礎，畢竟內因決定外因。同時確立規(guī)范有效的他律。因此，要解決濫用通稿的問題，首先，媒體從業(yè)者必須樹立責任意識，以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和職業(yè)道德嚴格自律。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必須按照新聞規(guī)范進行扎實的采訪和認真的寫作。同時在媒體內部設立規(guī)范的機制，從制度上約束從業(yè)者的各項行為。其次，從司法部門來說，要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制度，對媒體的權利和義務給予明確的規(guī)定，使得從業(yè)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再次，媒體行業(yè)應該設立監(jiān)督委員會，比如新聞道德委員會等，嚴格約束從業(yè)者的行為。此外，學界應該加強媒介批評，對媒體及其從業(yè)者的實踐進行理論指導。惟有如此，才能由表到本，根治媒體及其從業(yè)人員濫用新聞通稿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