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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工業(yè)題材文學而言，煤礦女性的身影長久隱沒于歷史的煙塵。國家一級作家王金星的長篇小說《月亮花開》，如一盞深井礦燈，驟然照亮了這個被遺忘的角落——湘南礦區(qū)的女人們頂著煤灰與淚水，在男性主導的世界里倔強綻放。她們是工亡家屬、單身母親、礦區(qū)勞動者，在命運的夾縫中活成一片星群，讓這部國內(nèi)首部聚焦煤礦女性群體的作品，既成為一曲悲愴的時代弦歌，更是一面映照底層尊嚴的文學之鏡。

       翻開書頁，我們跟隨王淑珍、朱淑芬們踏入南方礦山的褶皺深處。這里的生活粗糲如煤矸石：丈夫殞命礦難后的孤兒寡母，在冷眼中攥緊微薄撫恤金；守寡女子深夜偷讀瓊瑤小說時悸動的指尖，泄露了情感荒漠里隱秘的渴望。這些克制成審美化的情欲描寫，既避免低俗又直擊靈魂。而茶桌上“白茶如孩童，綠茶如少女”的含蓄暗喻，更讓礦區(qū)男女間欲說還休的情愫在氤氳水汽中震顫。王金星以三十年礦脈浸泡的閱歷，將這些邊緣生命的辛酸史淬煉成鋼——王淑珍放火燒房、酒后致人死亡的沖動劣性，朱淑芬借“抓小偷”博取社會認可卻暗藏報復私心的虛偽，無不暴露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中的復雜。但她們在不幸婚姻中掙扎，卻始終未失“錚錚傲骨與淑女風范”；她們被苦難壓彎脊梁，卻仍以曇花般“黑夜積蓄力量”的韌性，在礦井邊緣開出一簇簇名為尊嚴的花。

      書中流淌著湘南礦山特有的血脈。礦工“頂著陽光下井，出來只剩眼睛眨巴”的日常剪影，祭祀儀式中的裊裊香火，圍爐煮茶時的方言俚語，共同織就一幅浸透汗與淚的風俗長卷。這些細節(jié)并非閑筆：當國企改制浪潮席卷礦山，女工從“礦工遺孀”淪為“下崗職工”的身份裂變，正是通過礦難善后賠償?shù)牟┺?、再就業(yè)歧視的冷眼等具體場景得以具象化。正如礦工唐愛軍所言，小說為南方煤礦留存了“不可復制的文學史詩”，那些褪色的工裝與銹蝕的礦燈，已然成為工業(yè)化進程中一枚枚灼痛人心的歷史標本。

      特別可貴的是，作者并未將苦難熬成廉價的雞湯。朱淑芬們并非圣潔的殉道者，她們有恨有欲、會怯懦也會算計：王淑珍為子女生存放下清高的掙扎，張躍進從痞氣礦工到擔當男人的蛻變，都透露出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中的復雜光譜。而男性角色的矛盾性同樣深刻——流氓毛阿利轉(zhuǎn)型慈善家的荒誕，礦長夫人馬云操縱權(quán)力決定他人命運的腐敗，共同構(gòu)成礦區(qū)生態(tài)的浮世繪。這種“大慈大悲的樸素書寫”，使作品超越悲情敘事，升華為對生命韌性的莊嚴禮贊。正如評論家吳樹梁所言：“《活著》展示個體在人性與獸性間的掙扎，而《月亮花開》則呈現(xiàn)群體在黑暗中追尋光明的集體韌性”。這正呼應書中“月亮花”的隱喻：無需陽光施舍，她們以微弱熒光在黑暗中自證存在。

       王金星的筆觸兼具詩性哲思與冷峻真實。他寫朱淑芬抓賊后受表彰的荒誕——英雄稱號掩蓋了其報復私心；寫王素珍犯罪卻未受法律制裁的法制缺失。這些情節(jié)并非獵奇，而是對社會病灶的精準解剖。當小紅因礦長夫人打壓積勞成疾、最終跳江自殺，作者以“無聲的死亡”拷問權(quán)力異化的代價。而飲茶場景中“綠茶似少女”的輕盈詩意，又為沉重敘事注入喘息之隙。這種虛實相生的敘事張力，使小說既如礦燈刺破黑暗，又如月光撫慰傷痕。

       當然，這部礦山史詩仍有未鑿透的巖層。某些情節(jié)的戲劇性沖淡了社會變革的縱深透視——如毛阿利從流氓到慈善家的突變被指缺乏心理鋪墊；對女性群像的濃墨重彩，也使劉鐵偉等男性角色淪為功能化符號。但瑕不掩瑜。當文學日益沉迷于都市幻影與虛擬迷宮時，《月亮花開》以“深挖一口井”的笨拙勇氣，讓消失的礦區(qū)記憶重獲血肉。它延續(xù)了周立波《暴風驟雨》的現(xiàn)實主義血脈，卻將筆鋒從農(nóng)村轉(zhuǎn)向工業(yè)腹地，填補了煤礦文學中女性敘事的空白，在機械轟鳴中打撈起一曲被時代湮沒的女性生命交響。

放下書本，礦井深處的光影仍在心頭搖曳。王金星以筆為鎬，鑿開的不僅是文學題材的疆土，更是一個社會曾被遮蔽的良心。當“月亮花”在書頁間次第綻放，我們或許該記住作者這樣的提醒：真正的文明進步，不在于鋼鐵洪流的奔涌之勢，而在于能否珍視每一朵開在命運裂縫中的卑微花朵——這些女性“以柔弱的根須緊抓巖壁的姿態(tài)”，正是民族精神最堅不可摧的底片。她們在體制漏洞與性別壓迫的夾縫中，用血肉之軀刻寫下超越時代的啟示錄：尊嚴之花永不凋零，縱使長夜如墨，月光終將照徹礦井。

      本文作者劉朝，系軍隊退休干部，70后，大校軍銜，畢業(yè)于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現(xiàn)國防大學〕軍事新聞系，作品散見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星星詩刊》《陸軍文藝》《西南軍事文學》《中國校園文學》《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文化月刊》《新聞記者》《海上文壇》《新聞記者》等全國數(shù)百家。